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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學文化

周易
　　《周易》為群經之首，是我國現(xiàn)存最古老的文化經典，是中華文化重要的源頭活水，是中華民族精神和智慧的集中體現(xiàn)，易學思想是中國傳統(tǒng)思想文化的主潮、主旋律，對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發(fā)展的影響至深至遠。《周易》生生不息、與時俱進的創(chuàng)新理念，海納百川的包容姿態(tài)，剛健有為的進取精神等等，都已融入中華民族的人文心理和價值觀念，成為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構成因素。《周易》一書以其宏富的內容，精深的思想，傳承不絕，歷久彌新，兩千多年來，始終受到了人們的高度重視。從劉向、劉歆父子的《七略》，到中國古代文化的集大成之作《四庫全書》，《周易》一直占據(jù)著傳統(tǒng)文化的優(yōu)先地位。如果說中國傳統(tǒng)思想文化的精髓是經學，那么《周易》則是經學的核心。隨著歷史的發(fā)展，《周易》一書得到不斷地完善和升華，逐漸由原始的占卜之書脫胎為人文化、哲理化的哲學著作，并對史學、文學、藝術、建筑、科技等產生了深遠的影響。人們對《周易》和易學文化的研究從未間斷，至今方興未艾，并已成為世界范圍的學術研究課題。目前，中國的綜合國力不斷提升，中華民族逐漸強盛，中華民族傳統(tǒng)文化也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關注。要想深入了解中華民族傳統(tǒng)思想文化，《周易》和易學是無論如何都繞不過的一個關鍵點。《周易》素以深秘玄奧，晦澀難懂著稱，為了方便大家學習和研究，下面謹就《周易》的基本情況作簡單介紹。
“周易”釋名
　　《周易》最早見于《周禮·春官·大卜》，“大卜……掌《三易》之法，一曰《連山》，二曰《歸藏》，三曰《周易》。其經卦皆八，其別皆六十有四。”前人多認為《連山》為夏《易》，《歸藏》為殷《易》，《周易》則是周代之《易》。《連山》、《歸藏》的存在與否、時代關系等問題，一直是易學領域爭論的焦點之一，歧說紛然，莫衷一是。1993年，湖北江陵王家臺15號墓出土竹簡《歸藏》，墓葬年代約為戰(zhàn)國末期。李學勤先生結合竹簡《歸藏》，綜考歷代文獻，認為竹簡《歸藏》雖不會太古，但《歸藏》本為殷商筮法是較有根據(jù)的。《連山》、《歸藏》的結構與《周易》相似，《周易》有可能是在二《易》尤其是殷代《歸藏》的基礎上損益修改而成的。在周代，三《易》可能同時并存，共同流傳。
　　關于“周”字的含義，漢代著名學者鄭玄曰：“《周易》者，言易道周普，無所不備。”認為“周”為“周普”、“周備”之義。唐代孔穎達則認為“周”為“周代”之意，他在《周易正義》中曰：“《周易》稱‘周’，取歧陽地名，《毛詩》云‘周原膴膴’是也。又文王作《易》之時，正在羑里，周德未興，猶是殷世也，故題‘周’別于殷，此文王所演，故謂之《周易》。其猶《周書》、《周禮》，題周以別余代。”孔氏的這一觀點為宋代的朱熹所繼承。
　　關于“易”的含義，鄭玄依據(jù)《易緯·乾鑿度》認為“‘易’一名而含三義，易簡一也，變易二也，不易三也”，即“易”有簡易、變易、不變三種意思。唐代孔穎達作《周易正義》沿襲此說。東漢許慎《說文解字》于“易”下說：“蜥易、蝘蜓、守宮也。象形。秘書說：‘日月為易，象陰陽也。’”此處，《說文》表達了“易”的兩種含義：一是“易”是蜥蜴等動物，因為這些動物能夠隨周圍環(huán)境的改變而變換自己身體的顏色，“易”即是取象于這種改變、變換的屬性，假借為“變易”之“易”；二是“易”由日、月組成，日為陽，月為陰，陰陽二氣合之為“易”。《說文》以字形、音而求字義，又頗合《周易》思想精髓，東漢魏伯陽、三國虞翻直至清代的姚配中均力持此說。清初學者毛奇齡更是綜合前儒諸說，在《仲氏易》中提出“易”有“變易”、“交易”、“反易”、“對易”、“移易”五義。《周易》主要闡釋陰陽變化、推移及其消長盈虛，從而揭示天地、自然造化、人類社會存在的永恒規(guī)律，所以我們認為“易”的基本含義是易簡、變易、不易三義。
《周易》流傳
　　《漢書·藝文志》曰：“《易》道深矣，人更三圣，世歷三古。”認為《易》經歷了伏羲、文王、孔子三位圣人的相繼推演、加工和闡述，其發(fā)展歷經上古、中古、下古三個階段。孟康曰：“《易·系辭》曰：‘《易》之興其于中古乎？’然則伏羲為上古，文王為中古，孔子為下古。”我們認為，八卦早已先于《易經》而存在，其間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，文本化的《易經》在占筮的形式、內容、功能上較前代大有進步，并蘊含了某些條理性、系統(tǒng)性、規(guī)律性的東西，顯示出理性思維和邏輯推衍的因素。春秋時期，諸子蜂起，理性文化逐漸與卜筮文化分離，易學也開始擺脫卜筮的外衣，朝向哲理化、抽象化發(fā)展，《易經》開始被賦予各種思想內涵和價值意義。孔子學派作為諸子一支，在《易經》性質轉變的過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，它最大限度地發(fā)掘岀了其中的倫理政治內涵。戰(zhàn)國時代，百家爭鳴，出現(xiàn)了多家治《易》的局面，但其授受源流難以究考。《史記·仲尼弟子列傳》僅對孔子之后《易》的傳授作了記錄，其先后次序分別為：孔子－（商）瞿－楚人馯臂子弘－江東人矯子庸疵－燕人周子家豎－淳于人光子乘羽－齊人田子莊何。《漢書·儒林傳》與此略有不同。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所記可能未盡屬實，但至少能夠說明《易》在儒家是傳授相繼的。秦代焚書，《易》以卜筮之書而幸免于難。漢代去古未遠，象數(shù)易學盛行，且邁向正統(tǒng)官學之路，故傳授紛繁，流派多歧，大致分為今古文兩派，其授受源流如下表：（據(jù)孫欽善《中國古文獻學史簡編》，高等教育出版社，2001。）
　　進入東漢，費氏易學興起，馬融繼承并發(fā)展了費氏治學傳統(tǒng)，對古文《周易》文本做了必要的校訂，并開啟了以傳解經的注《易》方式。鄭玄學于馬融門下，繼承了費氏易學，為《易》作注，并能今古文兼治，象數(shù)、義理并行。魏代王肅、王弼為《易》作注亦用費氏，費氏由此大興，梁丘、施氏、高氏《易》亡于西晉，孟氏、京氏《易》有書無師。梁、陳二朝，鄭玄、王弼二注列于官學，齊代唯傳鄭玄《易注》。至隋，鄭學浸微，王注大盛。唐代孔穎達作《五經正義》，將王注與晉韓康伯注合為完整的《周易注》，并對經、傳及注文詳加疏解，成《周易正義》。《四庫全書總目》認為王注“一變而為胡瑗、程子，始闡明儒理；再變而李光、楊萬里，又參證史事，《易》遂日啟其論端”。王注流行后世，并被納入《十三經注疏》而成為經注的標準讀本。李鼎祚不滿王注引老、莊入《易》，遂作《周易集解》，以存漢注，被清代《易》漢學家奉為圭臬。
　　至北宋，易學的研究和傳播步入了一個新的階段，象數(shù)派和義理派均有較大發(fā)展和變化。陳摶為宋代象數(shù)派的重要倡導者，他提出許多圖式，以圖解《易》，后經種放、劉牧、李之才、周敦頤等學者的傳承和發(fā)揮，最終形成易學史上的圖書之學。胡瑗則是宋代義理派的重要開創(chuàng)者，程頤傳胡氏之學，著《伊川易傳》，創(chuàng)立理學派的易學體系。而與此同時的張載則秉持氣論學說，著《橫渠易說》、《正蒙》，創(chuàng)立了氣學派的易學體系。南宋，義理象數(shù)相互雜陳，各家之學并肩流傳。理學大師朱熹融會各家之長，著《周易本義》，成為宋代易學的集大成之作。元明兩代的易學基本是對宋代易學的傳承和沿襲。在義理方面，先后出現(xiàn)了一批注解和闡發(fā)《周易本義》的著作，并逐漸將其推上官方學術的寶座。由于朱熹易學并不排斥象數(shù)之學，所以元明時期的圖書之學和先天之學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發(fā)展，尤其是方以智父子將象數(shù)之學的研究推向了一個新的高潮。整個明代的易學基本上就是對程朱易學的注釋，發(fā)明新意，見解獨到者并不多見，值得一提的是來知德，他撰《周易集注》一書，創(chuàng)立“卦錯”“卦綜”諸說，頗有可取之處，在易學史上產生了重要影響。
　　明末清初，著名思想家王夫之站在氣學派的立場上，廣泛吸收宋明易學的成果，對古代義理學作了一次大總結，成為以往義理易學的集大成者。
　　明朝的滅亡和滿清入主中原，對當時的思想界、學術界產生了震撼性的影響。學者文人一時崇實棄虛，薄今愛古，學術風氣幡然一變。以考證訓詁為特色的漢易逐漸受到重視，但宋易因繼續(xù)得到官方的支持而仍然占據(jù)統(tǒng)治地位，于是出現(xiàn)了漢易和宋易相互攻擊詰難的現(xiàn)象。由于統(tǒng)治者采取了“兼收并采，不病異同”的方針，清初易學界出現(xiàn)了漢易、宋易共同繁榮的局面。順治、康熙之后，漢易逐漸占據(jù)上風。到乾嘉時期，復興漢易成為易學界的學術趣向，代表人物是惠棟、張惠言。惠棟著有《周易述》、《易漢學》、《易例》、《周易古義》等書，發(fā)揮易漢學，唯漢易是從。張惠言著《周易虞氏易》、《周易虞氏消息》、《虞氏易事》、《虞氏易言》等，全面回復虞翻易學。焦循則是不同與惠棟、張惠言的另一漢易代表人物，他著《易學三書》，一改惠棟、張惠言的唯漢是從的學風，依漢人解易的精神，獨辟蹊徑，建立自己的易學體系。清儒對漢易的整理和恢復實功不可沒。受漢易興盛的影響，清代易學研究的集大成之作《四庫全書總目·易類》帶有明顯的揚漢抑宋的學術偏見，但其對前人易著的評論還是非常深刻、比較允當?shù)摹?/span>
周易學者
　　中華民族歷經幾千年生生不息，日新月異，其發(fā)展的內在動力就是創(chuàng)新，而這種創(chuàng)新精神正是易學變通、“日新”、革故鼎新等理念的實踐性表達。中華民族不斷創(chuàng)新的目的就是追求和諧，追求人類個體的身心和諧，追求人與人、人與自然以及人與社會的整體和諧。當下，中國在構建創(chuàng)新型社會中已經取得了巨大成就，中華民族正以“自強不息”的進取精神、“厚德載物”的包容精神走向偉大的民族復興之路，《周易》和易學思想必將對創(chuàng)新型和諧社會的構建及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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